智慧城市可視為台灣產業轉型契機

台灣發展智慧城市歷經十餘年，各縣市建設以治理、交通、安防、健康、育樂為主要面向，並在國際智慧城市的評比上頗具成果，如各縣市於歷年智慧 城 市 論 壇（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ICF）競賽有不錯的表現與成績。在中央政策方面，亦於 104 年啟動4G 寬頻智慧應用城市計畫，規劃於104-106 年投入58 億元，期望以4G 寬頻應用驅動我國智慧城市永續發展。

台灣產業發展面臨先進國家再工業化、紅色供應鏈崛起等國際環境變化，形成出口動能減緩、內需消費不足、國內外投資不振等情況。智慧城市可作為5+2 創新產業之市場拉力，藉智慧城市應用與地方生活需求對接，強化科技發展與城市及在地產業連結；除此之外，智慧城市也可作為內需與出口之雙引擎，吸引外界投資，以在地經濟形塑對外貿易的良性循環，結合全球都市化趨勢，為產業「連結未來、連結國際、連結在地」之重點發展議題。過去如電子收費ETC、微笑單車YouBike 等成果在地營運已有成效，並準備輸出東南亞國家和新興市場，台灣產業藉此轉型以系統解決方案為發展重點，帶動產業升級。　

解決在地問題，落實智慧應用

隨著全球智慧城市發展變革，過去主要考量國際市場機會及產業競爭力，然近年全球智慧城市發展多以解決在地問題為優先選題，實際改善城市運作及民生相關問題，充分運用在地建置實績機會，執行期間驗證系統解決方案，吸引國際合作，促成整案輸出國際市場機會，整體機制面設計，需要思考建置實際商業營運的使用者應用生態圈。

由國際發展趨勢與變化，智慧城市解決方案必須突顯並解決問題，真正滿足需求、創造價值。這也是台灣在規劃智慧城市發展策略時必須考量的關鍵，如上圖所示，藉由打造在地建置實績，實際改善城市運作及民生相關問題；並且在建置執行期間，透過系統解決方案的驗證來累積核心能力，提高未來解決方案的輸出機會，開拓海外市場、創造產業效益。舉例來說，台灣各縣市具有不同的生活型態需求，如高齡照護、環境永續、食品安全、犯罪預防、行的便利等，可藉由分工形式，讓各城市依在地的生活型態和問題，以及場域的建置與營運，建立智慧應用領域的特色及核心能力。

延續前一章已探討台灣在地需求議題，以下將針對台灣產業發展運用智慧城市建立系統解決方案核心能力，實際改善城市運作促成國際輸出機會，提出以下四點策略作法。

開放城市平台　共創資料經濟價值

策略一：擴大民眾參與，開放城市營運資料具選擇性

過去智慧城市發展多採取由上而下的思考框架，由政府角度出發配合企業提供解決方案為依據，較少運用新型態數位工具如社群媒體以及線上平台納入市民需求的聲音。近年來智慧城市運作上採用開放城市資料市集，透過開放平台的研發環境讓有價值的資料促成公民形成新創，例如英國倫敦針對市民、企業開放問題解決提案，提供Talk London Community，或芬蘭的科技創業聚會 Slush，透過大學、創業社群及聚會帶動創新創業氛圍，舉辦城市駭客松競賽（Hackathon）發掘突破性的解決方案，鼓勵創業機會。平台得以集結跨國企業、各級政府的專家人際網路，讓各種群體相互交流促成新創機會，改變傳統由上而下的政策決定方式，轉而透過公民參與的模式讓跨領域人才得以互動溝通、腦力激盪發揮商業價值。公民參與的創新點子可經過培育、研發轉化為中小企業，實現各種創新服務模式，並發揮出最大的商業潛能。

擴大民眾參與活動的實現需透過城市資料市集，市集具備安全控管及交易、交換機制，使用者可於該平台交易商用及開放的資料，同時藉由平台提供的運算工具，協助使用者進行資料集（Dataset）間分析與應用，以創造應用服務與決策建議。資料市集效益可突破單一領域資料的局限性，以資料為核心進行資料的跨領域應用，力政府對政府、政府對企業與企業之間促進開放分享。

「資料」猶如能源經濟時代之石油為珍貴有價資源，愈多公民投入開發不同應用將產生更多有價值的資料，政府或企業需建立一致性的資料存取所有權、使用權與使用資料的責任與義務，將資料的使用制度化，例如英國BT 營運資料市集時建構在SLA （Service Level Agreements）之上，可加速城市資料分析與跨領域整合。未來台灣發展城市資料市集需思考策略性選擇開放城市營運資料的對象，除了資料本身價值的計費模式，更需以台灣產業優先受惠為考量。

把市民變粉絲 翻轉城市運作

策略二：以公私民合夥機制跨界整合運作，促進智慧城市創新解決方案

以往談論智慧城市大都以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PPP）為主要運作模式，這是一種政府與企業於「技術」與「資源」的合作機制，政府單位借重企業的技術專業、營運經驗與財務管理能力來改善城市的基礎建設或公共服務的品質，彼此之間建立於契約形式定義權責與義務。上述的發展往往忽視了真正付費及使用的市民感受，因此長久發展下來容易缺乏市民的信任。此外，PPP 模式更凸顯缺乏與市民的互動與市民創新議題，錯失借重群眾外包、社群網路來有效且精準的掌握需求與使用者體驗。

現今智慧城市的發展應以公私民合夥機制（Public-Private-People Partnership，簡稱4P）強調跨界整合運作，促成企業、學校、研究機構與民眾參與創新解決方案。除了延續政府借重企業的專業進行合作、制定權責義務之外，更強調市民與政府、市民與企業之間的合作與創新關係。公私民合夥機制係指創造讓市民、NGO團體、在地社群（學校、法人）參與城市價值創造的環境，不同於PPP 僅侷限政府與企業合資模式打造城市價值創造不同，更強調透明、互動與群眾智慧

台灣發展智慧城市可思考公私民合夥機制，並於技術、營運與財務方面取得突破性的發展，技術的部分以企業借重群眾外包、公民參與的力量優化解決方案的品質，例如小米手機利用印度的「米粉」協助開發不同印度語言的介面；Google 借助群眾的手機定位與感測器優化Google Map 的精準度。政府與市民之間運用市民的資源、共享與反饋模式解決棘手的城市問題，例如南韓政府為了解決城市觀光地區的停車位問題，借重新創業者Ino-On，將觀光區居民因白天上班而不使用的停車位分享出來，使得觀光客可以迅速找到停車位，同時居民也多獲得一筆收入。財務方面可將民間資本、大眾資金引入計畫之中，例如英國發展智慧城市不完全仰賴政府或企業資金，同時開放「群眾募資」讓市民有機會投資城市的專案主題，因此智慧城市的發展專案也轉向由民間企業、公民團體與政府共同訂定，除了資金避免單方面集中於政府而造成財政壓力，也促成擴大市民參與的多元觀點。

集結產業資源　共建智慧生態圈

策略三：以開放創新系統平台進行軟硬整合，建置使用者應用生態圈

智慧城市解決方案如何從創意發想到技術產業化，是近年來智慧城市發展的重要課題，解決此問題必須著重建置並營運需求導向的使用者應用生態圈，驗證開放創新系統平台，複製及推廣產業化效益，生態圈的重點應重視使用者需求及價值創造，結合產業、學校、法人技術能量、城市提供場域，以場域營運培養與驗證商業模式，並於過程中讓使用者真實地消費及反饋意見。台灣智慧城市發展可運用創新研發（Research Innovation），場域驗證（Build Pilot Test），商業試運（Operate Business）， 移轉創業（Transfer or Spin-off），簡稱RBOT，調整產、官、學、研角色分工，善用智慧城市場域發展技術產業化機會。例如授權民間企業或法人以4P 組成智慧城市專案，先期選擇前瞻技術研發與基礎研究作為後續解決方案發展的基礎，以公民參與為核心淬鍊新系統的軟硬整合經驗與商業模式，隨著解決方案成熟下擴大市民參與規模，進而擴展系統服務結合次系統整合如：交通、金融、觀光、防災資訊應用，形成使用者應用生態系，促使創新解決方案較能夠貼近市場需求。

智慧城市系統整合服務業對台灣產業發展存在戰略意涵，由過去具備國際競爭力的硬體製造，轉向以軟硬整合形成系統提供服務，最大的優點為提升產業附加價值，也可以透過服務模式做出差異化，並帶動產業鏈整體輸出。然而，一個成功的系統整合服務有賴於在地實作，台灣幅員雖小但反而更容易實現。

開放創新系統平台的運作借鏡芬蘭著名的智慧城市－奧盧（Oulu）的創新生態系統，2006 年芬蘭國家創新政策成立一個獨立性非營利之公司組織，並命名為科學技術和創新策略中心（Strategic Centres for Science，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簡稱SHOK）。參與SHOK 之利害關係人包含政府、研發機構、企業與大學，由上述參與者組成董事會，經費來源有40% 來自於民間的產學聯盟，60% 的資金來自於政府資金，並推選領域專家作為執行長並負責公司計畫運作與營運管理。2013 年隨著歐盟的Horizon 2020 計畫追求創新生態模式，芬蘭的奧盧市融入4P 模式以市民體驗為核心，讓市民可以早期參與城市建設共創城市價值。例如：芬蘭打造奧盧城市生活實驗室（Oulu Urban Living Labs）進行線上市民意見論壇、市民互動式公共顯示器交流、公共無線熱點上網等服務，把奧盧用戶納入實際的研發環境，以城市為生活實驗場域蒐集用戶使用資訊回饋產品是否足夠商業化，讓開發者更快找到商業化的關鍵方法。如此一來專案主題、產品、服務與資金都更為貼近市場導向，開放市民、企業、研發機構、大學新創團隊有緊密合作的機會，而政府除了可扮演投資人角色外，更有監督、治理、資源協調與溝通的重要角色。

參與海外試點  智慧城市放眼全球化

策略四：早期規劃海外潛力夥伴，促成系統整案國際輸出機會　

智慧城市解決方案的目標應放眼國際市場，以生態圈整案輸出，進而帶動軟、硬體系統出口。早期場域規劃則評估海外潛力合作夥伴/ 客戶，尤其在全球挑戰之下（Global Challenge），哪些夥伴可提高獲得國際標的機率，例如ETC 電子收費整案輸出模式是透過越南MOT 指定之TASCO 公司簽訂顧問服務契約，帶領台灣工程顧問公司與設備業者（研華、MOXA 等）協助越南建置，並依國情分四個階段建置系統服務。未來充分發揮台灣產業可因地理條件之優勢可發展出多種系統服務整合輸出之商機。

再者，協助業者積極參與海外Living Lab 場域試點，聯合海外夥伴拓展市場，其中海外Living Lab篩選原則以可協助國內方案商複製到第三方海外市場為主。例如義大利Livorno 打造智慧港口的實驗場域MobySPOT，當地政府希望打造可連結三大閘 口（14E、Sintermar、Galvani） 與Vespucci集貨村，建構中央連線監測、控管的中央系統，投資810 萬歐元開放9 個國家參與，包含義大利、瑞典、瑞士、台灣、西班牙、以色列、法國等，僅台灣與以色列為非歐盟國家，智慧港口的目標為提升從港口到岸的進出入貨運（拖板/ 半拖板）追蹤，並增加港口運輸效率與競爭力。台灣在參與海外Living Lab 場域試點中，聯合夥伴拓展海外市場並可運用計畫中產生的知識產權發起新智慧城市計畫。此外，政策上連結新南向政策，深入東南亞與南亞市場，運用與各國雙邊會談，建立官方交流參訪平台，奠基拓展海外的商機，協助引入海外參訪團（如新興市場各國權責單位之關鍵人脈）到台灣智慧城市實驗場域，參訪系統應用平台場域運作，亦或是舉辦及參與國際性智慧城市論壇活動，藉由國際評比、國際展會推廣等活動，增加解決方案曝光與輸出機會。

在上述的策略架構推動下，與在地生活與議題進行鏈結，形成系統化方案解決民眾關切的生活問題，例如透過更為公開且完整的資訊解決民眾食安的疑慮、建立即時與廣泛的環境監控系統讓民眾隨時了解環境品質、先進運輸系統提升交通行車安全、結合先進人工智慧技術分析治安與潛在犯罪等公共或家庭安全以及各種災害預警等，而其中的重要關鍵在於對於民眾生活的觀察、需求的掌握，直接與城市居民生活連結，以建構生態環境、社會公平以及經濟發展的永續城市為目標。

全球都市化趨勢驅動智慧城市價值，其中的演進也由城市治理的亮點建設，轉變為著重解決城市居民的生活痛點。台灣發展智慧城市應與在地生活息息相關，工研院IEK 由城市發展的經濟面、社會面、生態面以及治理面提出十大關鍵議題，解題上需同時兼顧產業發展，除了運用新興科技，更應納公民參與力量，以開放創新系統平台進行軟硬整合，建置使用者應用生態圈，藉此建立系統解決方案核心能力，以在地經濟形塑對外貿易的良性循環，帶動台灣產業轉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