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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在2025年經歷了一場由美國總統川普所主導的「休克療法」，這場劇烈變動的本質，是美國經濟戰略轉移下，全球經貿體系被迫重新定位的必經陣痛。

前美國國務卿政策辦公室官員費希曼（Edward Fishman）在其著作《經濟戰爭時代》中指出，美國正處於蘇聯解體以來，最重要的一次經濟戰略轉折，必須重新在經濟互賴、經濟安全與地緣政治競爭三大目標間，進行取捨，由於三大目標無法同時兼顧，費氏將之稱為美國經濟戰略的「三難困境」。

為了遏制中國崛起，川普政府在「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指導原則下，將鞏固地緣政治優勢與經濟安全列為優先目標，並以關稅迫使各國赴美投資、對美採購及開放市場，以修復美國長年以來製造業空洞化的後遺症。

時序進入2026年，相較於歐盟、日本與韓國已和美國達成協議，台美談判進展卻始終「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此刻，國人除了關切台美協議何時能夠一錘定音，更迫切的提問是：美國將對台灣設定多少關稅率？台灣向美國所提的各項承諾，是否真如政府對外宣稱的，能創造互惠雙贏？這些問題的答案，都將成為國人評價政府執政能力的重要指標。

就關稅而言，台灣最保守的底線，是爭取與日韓相同的15％對等關稅及232條款的關稅條件，且不需額外疊加關稅。對於在國際市場生產相似產品的廠商而言，關稅攸關商品價格與企業競爭力，若台灣能爭取至少不遜於主要競爭對手的稅率，可讓我國企業站在相對公平的起跑位置，維持基本的競爭條件。而這一切取決於台灣的對美投資與採購規模。

據行政院經貿辦的說明，我們是以「台灣模式」與美談判，將透過政府間合作機制，以科學園區經驗在美國打造供我國廠商自主投資布局的產業聚落，並結合信保機制協調金融機構解決企業融資需求；此外，除已確定將向美國採購600萬噸天然氣，還將擴大黃豆、玉米及小麥進口，強化我國能源與糧食供應安全。

持平而論，政府的談判策略能扣合我國產業發展與社會需求，方向值得肯定。不過，政府似有意強調赴美投資將完全由廠商自主決定，淡化政府在其中可扮演的角色，未免略顯消極。

赴美投資不能僅視為短期因應關稅的權宜之計，而應以更高的視野，著眼於美國產業經濟重構的發展紅利。政府要積極發揮策略規劃與引導功能，幫助企業在赴美投資過程中，深度參與在地商機，提升技術實力與供應鏈地位。

關於這點，不妨參考日本和韓國的談判經驗。目前美國正大舉投入AI基礎建設，其所衍生的龐大電力需求，正形成新一波基建商機。日本對美最大投資項目聚焦於核能發電合作，便是鎖定美國電力基建市場的發展潛力；另一方面，美國承諾將與韓國合作建造核動力潛艦，而韓國也即將赴美投資造船產業，此番操作也可看出韓國政府發展國防產業的高度企圖心。

台灣對美投資策略要有更前瞻的產業發展思維。例如，在AI與電力基建領域，可整合半導體、重電產業與資通訊整合能力，幫助企業切入美國市場。在國防與航太產業，則可思考結合造船、精密機械、通訊與材料產業，布局美國國防供應鏈。

綜言之，新的一年裡，政府可主動盤點我國具國際競爭力與戰略價值的產業領域，鎖定美國中長期關鍵基礎建設與科技發展方向，建立對美戰略投資清單，引導我國產業提前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