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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總處於日前調降今、明兩年我國經濟預測，情況不如預期，尤其經濟依賴最深的出口，明年上半年成長率估計連1％都不到，消費、投資依舊疲弱，明年經濟情勢，恐不樂觀。

執政當局一直認為自他們執政後，台灣經濟一年比一年好，惟事實並非如此，兩年來台灣經濟不論是消費、投資皆續呈疲弱，即使去年出口看似有兩位數成長，卻是建立在連續兩年衰退的基礎上，並非出現了什麼了不起的變化，概而言之，經濟情勢並未因為政府所採行的政策而有什麼改變。

也許我們這麼講，執政當局會不服氣，我們就拿每個月國發會所發布的景氣燈號來看一下，自蔡政府執政以來可曾出現代表景氣趨熱的黃紅燈、紅燈？答案是沒有，非但沒有，景氣領先、同時指標還經常下滑，這代表景氣復甦動能極其微弱，兩年來未曾有絲毫改變。

我們認為，台灣經濟會如此疲弱，雖有國際干擾的成分，但長期以來自身結構失衡才是主要原因。

台灣自2000～2017年物價漲了近兩成、房價上漲逾倍，而青年人的薪資幾呈停滯，如此不平衡的結構，消費如何起得來？而占GDP逾5成的民間消費起不來，經濟又如何繁榮得起來？

青年人的薪資真的停滯？我們查考一下歷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便可明白，2000年青年人（30～34歲）平均每月收入36,322元，去年是36,740元，兩者幾乎沒差別；再看35～39歲的青年人，2000年是39,081元，去年是39,628元，兩者也是平分秋色。

17年來台灣青年人的收入是否停滯，已然不言可喻。

當青年人的收入停滯，又得擔負如此高額的房貸，他們怎麼敢結婚，又怎麼敢生小孩？是以台灣自2000～2017年結婚率已由千分之8.2降至千分之5.8，每年出生的小孩也由30萬降至19萬，所有由家庭衍生的消費包括結婚喜宴、婚紗攝影、嬰兒用品、幼稚園、補習班、美術班、書法班及音樂班等等，皆由昔日的繁榮而至今日的冷清，在產業關聯效應下，自然會削弱景氣復甦動能。

面對台灣經濟日趨低迷，在2008～2009年多數人總說那是受全球金融海嘯的影響，隨後2011～2015年我們又推給歐債危機，如今則歸咎於美中貿易戰。

然而，這些全是推托之詞，過去半個世紀台灣在經濟上曾面對兩次石油危機、亞洲金融風暴，在政治上更歷經退出聯合國、與美國斷交，這些國際因素的衝擊不比今天小，然而隨後台灣總能走出谷底，薪資繼續成長，景氣續亮紅燈，如今台灣景氣低迷已有7年之久，據此可知，這一長期低迷的根源並非國際因素，而是自身的結構問題。

如前所言，在一個薪資停滯，而物價、房價大漲的結構裡，早已註定經濟失衡。

經濟失衡於分配面而言，會讓貧富差距擴大，於總體面而言，便是消費動能的下滑，甚至民間投資也會受波及。

多數人刻板印象總以為投資的高低是取決於半導體、面板等製造業，事實上，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零售、住宿、餐飲、教育服務、藝術休閒、資訊傳播等服務業投資占民間投資比率也高達兩成，當消費趨緩，服務業的投資自然也會觀望，從而使得景氣擴張後繼無力。

台灣經濟低迷已非一年、兩年的事，然而，每次遇到這個問題政府只會一味的以擴大內需、南向政策、簽自由貿易協定回應，從來沒有從結構的角度提出具體策略。

兩年前國發會主委陳添枝雖有結構改革的想法，可惜並未形成具體方案，去年陳主委也已隨內閣總辭而返校教書。

台灣經濟逐年走下坡，面對民眾艱苦的處境，猶不著手於結構改革，只是治標而不治本，以致怨嗟盈路，大選慘敗，豈偶然哉？

歷經1930年經濟大蕭條的美國總統羅斯福深深明白，讓美國經濟跌入深淵的原因正是結構出了問題，其初也起於所得分配失衡，繼而景氣漸趨低迷，終至大蕭條漫天蓋地而來，羅斯福說：「若農村人口沒有足夠的購買力來購買新鞋、新衣服、新汽車，那麼工業中心也要受苦，在一半繁榮一半破產的國家裡，是不能達到持久繁榮的。

」

羅斯福這段話說明了均衡的重要，然而經濟體系的均衡仍取決於價格體系的均衡，台灣自2000年以來薪資、物價及房價這三價不均衡的發展年甚一年，兩年前總統蔡英文參選時曾向客家鄉親保證：「一定會創造下一個客家的美好年代。

」然而，這個結構不均衡的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只怕美好年代將離我們愈來愈遠，而蔡總統的承諾也將永無實現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