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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為協助企業因應歐盟的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推出全球獨創的碳費政策，但並未通盤性地從碳稅、或碳排放交易（ETS）總量管制出發。一路演變至今，僅針對年排碳量2.5萬噸以上的大戶徵收碳費，在環境部設定的這些條件之下，目前碳費徵收的背後已逐漸演變為打擊本土傳統產業（水泥、石化、鋼鐵）龍頭之政策，偏離最初旨在協助企業因應歐盟CBAM的初衷，這不僅導致社會瀰漫綠色通膨的氛圍，也可能重創這些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進而影響其在資本市場的評價與對投資者的吸引力。

環境部所提供給排碳大戶的自主減量計畫，僅採行「以科學基礎減量目標（SBTi）」進行「絕對減量」，這對於發展數百年歷史的傳統產業而言，技術、製程與原料的使用除非有重大突破技術，否則不可能在短短幾年之內大幅減碳。舉鋼鐵產業為例，整個一貫化煉鋼的生產過程無可避免地需加入冶金用煤與焦炭作為還原劑與熱源，但這也正是其主要的碳排放源（已占總排碳量85%以上）。鑑於這些產業特性，如英國、日本與歐盟各國都已經豁免冶金用煤及焦炭的碳稅費。

根據媒體報導，若環境部碳費真的以每噸300元進行徵收，以國內最大的鋼鐵企業—中鋼公司為例，其年碳排量約2,000萬噸，則其應繳納的碳費高達60億。對於需要承受中國大陸反傾銷壓力的中鋼來說，去年合併稅後淨利僅只剩16.82億元，如果碳費要被迫繳到淨利的3.6倍金額，除了百萬股民可能跳腳之外，這也明顯地違反政府協助企業的初衷，無疑將對正處於景氣復甦階段的鋼鐵產業造成嚴重打擊。

碳費的徵收不僅直接提高營運的成本，還會導致國內訂單紛紛轉向國外企業，進而侵蝕企業的獲利能力，陷入負面的發展循環，嚴重損害實體經濟發展，同時增加對這些產業的投資風險。這種情況也可能連帶導致資本市場的投資者低估傳統產業股票價值，進一步加劇這些產業的融資壓力。這也就是為什麼台泥張安平董事長已經多次極力呼籲要成立台版碳邊境稅，否則將會導致國內公司面對國外公司的不公平競爭。

此外，傳統產業的龐大勞工就業人口面對公司淨零轉型的巨大經營挑戰，可能會遭遇到收入不穩定或工作減少的衝擊。目前環境部對於碳費推行，只著重在徵收的面向，完全不討論未來碳費基金如何幫助企業淨零轉型，導致企業面臨不確定性，無法大手筆投資淨零轉型的技術研發。現在的電價調整已經第一波衝擊台灣的物價，導致一向謹慎保守的中央銀行意外地升息半碼。考慮到水泥、石化、與鋼鐵產業皆廣泛地影響民生用品、建築、工程等領域；如果碳費政策未充分考量傳統產業的存續，屆時碳費搭配電價上漲的複合累積效果，綠色通膨合理預期將不會僅只是內政部研究報告所預估的房價成本上升1個百分點而已。

在日本，初期的碳稅設定為每噸約289日圓（約新台幣60元），而新加坡的起始稅率也僅為每噸5新幣（約新台幣115元）。這顯示環境部在實施碳費政策的最初始階段，必須更加細緻地考慮在地化與產業差異。傳統產業不僅構成了工業的根本基礎，還是國家國防自主化不可或缺的關鍵，因此，碳費政策應該被視為協助企業減碳的一種過渡期策略工具。環境部要推動台灣達到淨零目標，未來應當與環保團體密切合作，重新將重心回到推動台灣碳稅和碳排放交易總量管制機制才是正道。